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缅怀大师华罗庚:中国数学界的舵手 传奇数学家
作者/来源:光明日报   发布时间:2011-1-24 17:31:06  

演讲人:杨乐

演讲人简介

杨乐 著名基础数学家。江苏南通人,1939年11月10日生, 中国科学院院士。1956年起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,1962年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做研究生,1966年毕业留所工作。先后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副所长、所长,1998至2002年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。并曾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;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常委;中国数学会常务理事、秘书长、理事长,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与数学评议组召集人与成员;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委员,全国科技奖励委员会委员,《数学学报》主编,《中国科学》A辑主编等职。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(院士)。

杨乐在复分析,特别是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值分布理论方面有系统的、深入的研究、其成果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引用。由于研究成果突出,曾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、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科技进步奖、华罗庚数学奖、陈嘉庚数理科学奖、何梁何利奖与国家图书奖等多项重大奖项。1979年以来,杨乐先后在美国康乃尔大学、普渡大学,瑞典皇家科学院,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、哈佛大学、圣母大学作访问教授,应邀到美国、英国、苏联、德国、日本、瑞典、芬兰等到国50多所大学和研究所作学术演讲,在20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主要报告或邀请报告。1996年6月,杨乐与世界著名数学家、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教授一起,共同创建了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。十余年来中心组织的研究项目与学术活动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。

巨星陨落

1985年6月12日晚上十一二点了,电话铃声骤然响起,夜深人静,显得分外响亮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国内居民家庭安装电话的还不多,我下班回家很少有几个电话,晚上九时以后一般不会再有电话铃响,是看书与思考问题的好时光。拿起听筒,研究所党委书记潘纯同志打来了电话。老潘是位很正派的老干部,然而我们通常只在所内会议上见面与谈话,并没有个人联系。一听到他的声音,我感到可能发生了重大的事情,并有不详的预感。

然而,当我听到他在电话中通报:华老当天下午在日本东京大学作完学术报告以后突发心肌梗塞,经抢救无效,已于晚上十时逝世时,我还是极端惊愕,茫然不知所措。不仅当时如此,而且在随后的几天里,到机场迎接专机运回华老的骨灰盒,以及到八宝山大礼堂参加告别华老的仪式,我一直为这种惊愕与茫然的情绪所笼罩着。当时,人民日报曾希望我写一篇纪念文章,然而在那些天里,我无法稳定情绪,理好思路,完成这项任务。

不久,我遇到日本数学家H. Komatsu与M.Morimoto教授,他们分别给我详细介绍了华老6月12日下午在东京大学作最后演讲的情况。华老的讲题是“在中国推广数学方法的一些个人体验”,由Komatsu教授主持,四时开始。起初,华老用中文演讲,由翻译译为日语。不久,华老觉得不十分如意,改用英文直接对听众演讲。谈起他自己的研究工作,应用与推广,他感到得心应手,淋漓欢畅。他先将西装外套脱下,又将领带除去。即便如此,据说华老依然汗流不止,以至衬衫有点湿透了。由于内容十分丰富,演讲比规定的一小时超过了10分钟。当演讲完毕,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,日本友好人士白鸟富美子女士正要送上鲜花时,华老却从台上的椅子突然滑下。东京大学医院的医生立即实施抢救,但迅即宣告不治,我国驻日使馆仍坚持继续尽一切力量抢救,然而回天乏术,华老于当天晚上10时逝世。

天才在于勤奋 聪明在于积累

早在故乡江苏南通读中学时,便听说过传奇式的数学家华罗庚。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,看到了一张四十年代后期的旧报纸,上面有一长篇文章,介绍华罗庚的经历与故事,把他和陈寅恪并列为清华大学两位最具特色的教授。

1956年9月,我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。实数、极限、函数连续性等十分严谨的叙述与相关的理论,让许多同学遇到障碍,感到困难。然而,他们在中学时都是数学成绩突出的优秀学生,于是一些人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学习数学,专业思想产生了动摇。这时,系里请来了华罗庚教授给大家做报告。报告在北京大学的办公楼礼堂举行,作为一名听众,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伟大的学者。在报告里,华老提出要随时发现问题,并努力思考。他举例说,在街上看见一辆汽车牌照的数字,那么就可以问它是不是素数,或者它正好是几个素数的平方和或立方和,这使大家感到十分新鲜与有趣。华老特别指出,天才在于勤奋,聪明在于积累。一些悲观的同学受到鼓舞,重新树立了努力学习的信心。

1959年,我们上四年级时分了“专门化”,我所在的“函数论专门化”有二十余人。当时还组织活动,到中科院数学所请华罗庚先生给我们讲学习函数论的意义与方法。在华老的办公室里,我们围坐在他身旁,聆听他的教诲,感到十分亲切,受到很大的鼓舞。

真正与华老有稍多一些的接触是在1962年我由北大毕业,考入数学所成为熊庆来先生的研究生以后。当时华先生是所长,熊先生则是函数论研究室的主任。华先生在多复变函数论的研究生钟家庆、孙继广、曾宪立,以及熊先生的研究生张广厚与我,都在函数论室,平时与已经工作的青年科研人员没有什么差别。钟、孙、张与我在北大六年均是同一小班的同学,十分熟悉;曾宪立在北大后三年,也与我们四人在同一专门化,相互了解。

当时,熊先生已年逾古稀,半身不遂,极少来所。华先生刚五十岁出头,经常到所上班,他的办公室位于四楼正中(412室)。他约其研究生谈学习与研究工作时,有时也把张广厚与我一起找去。头两次主要是谈打基础的重要性,华老特别要我们认真研读E.C. Titchmarsh的函数论。谈话最后,他谦虚地对我们说:你们是熊先生的研究生,我的话作为参考,你们要听从熊先生的安排。

拳不离手 曲不离口

五十年代末,随着大跃进的浪潮,数学所规模扩大了很多,几年间进了不少人。1961年至1962年,全国进行调整,华老作为数学所所长,觉得要在所里认真开展研究工作,就必须对那几年到所的年轻人的业务摸清底细,以便打好基础。1962年上半年,对全所青年科研人员进行了考试,内容并不高深,只是华老一向重视的基础:“三高”,即:高等分析、高等代数与高等几何。然而有些年轻人成绩很不理想,甚至是零分。

针对这种情况,华老在全所大力提倡打好基础,提出“拳不离手,曲不离口”,办起了提出数学问题和征求解答的壁报,就放在他办公室外的墙壁上,称为“练拳园地”。

关于研读经典著作与文献,打好基础,华老有不少名言与精湛的方法。例如,他提出:读书要先从薄到厚,再从厚到薄。其意思是,数学书一般写得比较精炼,省略了一些推导与计算步骤,开始学的时候必须十分认真与仔细,将这些省略的计算与推导补齐,这就是从薄到厚。等到这本书学完以后,不可能全部细节留在脑子里,而是将最重要的思想和提纲保留着,这样就由厚到薄了。

在全所青年人员考试以后,华老还对在科研工作上有显著表现和成绩优秀的人员作了提升。王元、陆启铿、万哲先、丁夏畦、王光寅等提升为副研究员,陈景润、许以超、岳景中等成为助理研究员。与此同时,又将成绩很差的人设法调动工作,离开数学所。这种“考试、提升、调动”的做法后来受到了非议,加上有人认为纯数学研究理论脱离实际,使得华老于1963年底毅然离开了数学所。经反复协商、挽留,华老仅同意保留所长的名义,而研究工作与培养学生则改在中国科技大学进行。

虽然如此,在几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,华老还是未能免去遭受数学所造反派冲击的命运。他过去的做法被称为是砍向革命群众的“考、提、调”三板斧,大受批判。华老作为反动学阀,被造反派严厉批斗。批斗会上,“打倒华罗庚”的口号彼伏此起。会后还让素有腿疾、行动不便的华老打扫走廊卫生。当然,与苏步青教授等在学校里受到年轻学生更多的凌辱与体罚相比,华老的处境已经算是较好的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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